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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點：中國股市表現不俗 理查德· 塞勒獲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信息時代”的信息不對稱 不能簡單看待印度的不平等問題 生產率增長低迷拖慢全球復蘇步伐 外媒：中國不太可能倚重民間資本來重振國有企業 香港要成為大陸的“超級聯系人”
經濟
熱點
中國股市表現不俗
摘要：中國股市近期表現不俗，引發市場人士的關註。上海證券首席桃園靜電機出租宏觀分析師胡月曉認為，在降準帶來的市場利率下行趨勢下，股市將會對企業效益普遍回升的格局做出估值確認，估值中樞將提高。金奇認為，中國股市雖然表現不俗，但治理問題仍然不容忽視。
降準促中國股市上臺階
國慶節前，人民銀行出臺定向降準政策，這是繼2016年3月中國央行普遍降準以來，時隔1年半後的首次降準。上海證券分析師胡月曉認為，降準促進瞭中國股市的上漲。
受匯率預期制約，中國過去的準備金頻繁調整常態早已不再。過去一直不降準的最大阻礙來自匯率，央行怕加大貶值的預期壓力，從而外儲管理壓力加大。然而9月份後風向突變，人民幣貶值預期變成瞭升值預期，匯率維穩方向的改變打開瞭降準的空間。另一方面，中國M2的平穩，靠的是統計范圍的擴大（突破準貨幣的WB和IMF等傳統范疇，以致中國M2和資產價格掛起鉤來，房產興衰直接影響M2）和令人難以理解的貨幣乘數擴張。當匯率調節的風向改變後，M2又因房產控制原因持續下降，使得當局不得不出手降準。
胡月曉認為，此次調整力度顯著超越瞭市場預期。首先，納入優惠準備金率的資產范圍擴大，本次降準將優惠領域擴大，並重新界定范圍為普惠金融。其次，本次定向降準分二擋，第一檔的門款較低，實際上具有普降性質。第三，優惠適用對象擴大，國有大行業也可適用定向降準政策。原先的差別準備金利率政策，並不是每次都將國有商業銀行包含在內，股份制商業銀行業也被區別對待。
隨著金融市場化的進展，金融同業間往來增多；金融機構資產的多元化、非信貸化比重上升，又使得市場融資需求進一步上升。從市場融資機構看，大型中資銀行和保險類機構，通常是貨幣市場上的資金融出方，而中小型銀行、其它金融機構和產品、證券業機構通常是資金需求方。中小銀行由於普惠金融發展，得以適用更大優惠幅度的準備金率，將極大改善貨幣市場上的供求關系，使得貨幣市場上的資金需求相對減少，從而有利於貨幣市場利率的下降。
在供給側改革持續推進場景下，大型中資商業銀行的信貸增長將愈發乏力，降準將極大增加其資金融出規模；另一方面，中小銀行的更大幅度降準，將減少其在市場上的資金融入需求。這樣，在證券業機構等其他金融機構需求不變，或變化不大情況下，新差別化降準政策實施後，貨幣市場上利率將有較大幅度下降。貨幣市場利率的下行，通過系列利率傳導機制，將帶來整體市場利率體系的下降。在監管收緊和金融去杠桿壓力下，證券等交易型機構的貨幣融資需求不會有大的增長，因此降準政策將會帶來市場利率體系的較大幅度下行。唯一例外的可能是實體市場借貸利率，筆者一直認為，實體部門借貸利率是“魏克塞爾”式的自然利率，相對穩定。
中國人向來對整數點位存在著濃厚的心理情結。在股市上，即使拋開技術面、基本面的分析，僅基於整數心理情結，上證綜指3500點就成瞭關鍵點位。中國經濟穩中偏升的發展前景，將為市場提供逐步向上的堅實基礎。經濟回升+效益改善，將奠定未來股市持續向上行情的基礎。市場底部將逐步抬高，年內上證綜指有望抬高到3500上方。
2017年以來，雖然貨幣偏緊格局一直持續，但受供給側改革和商品價格回升影響的效益改善行業，股市整體表現良好，上漲幅度已經不小。從短期看，受資金偏緊、新股發行增加、經濟短期波動，以及大宗商品企穩帶來的市場激勵因素消失，股市需要尋找新的上漲動力。在降準帶來的市場利率下行趨勢下，股市將會對企業效益普遍回升的格局做出估值確認，估值中樞將提高。此次定向降準（實則普降+個別多降），對當前貨幣偏緊態勢將有不少的改善，因此股市持續上揚的空間將進一步被打開。
9月份股市的徘徊局面，主要是經歷前期7月-8月的持續上漲後，原先的推動因素（經濟回升+效益回升）推動力減弱，市場進一步上漲需要蓄勢的結果。本次定向降準，將結束時長已有1月的蓄勢過程，再度進入上漲階段。
降準帶來的降低市場利率效應，更是對債市有直接地推動作用。在當前的經濟環境和監管環境下，降準釋放的準備金，將更多地進入金融市場而非轉化為信貸，實際上，降準將直接帶來金融杠桿下降的效應，使得債市的“去杠桿”壓力下降。
中國股市上漲難掩治理問題
中國股市今年迄今大幅跑贏其他股市，但金奇認為，這不應該使投資者忘乎所以，以為中國企業的公司治理情況同樣輝煌。
在截至9月29日的一年裡，MSCI中國指數的總回報率為43.41%，高於MSCI明晟發佈的其他任何國傢指數，而且明顯跑贏MSCI明晟全球指數的17.8%。MSCI中國指數包含在香港、美國和其他地方上市的149隻股票。
然而，把中國指數的成分股分為落後者和領跑者兩個類別，就不僅可以發現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在表現上的巨大差異，還能看出，就連一些表現最亮麗的績優股，也面臨著嚴重的治理風險。“中國國有企業的表現顯著落後於MSCI中國指數，”MSCI明晟的公司治理評級研究主管艾倫· 佈雷特（Alan Brett）表示。平均而言，過去五年裡，MSCI中國指數裡包含的非國有企業的股東總回報率達到227%，是同一指數包含的國有企業85.4%的總回報率的近三倍。
中國國企的溫吞表現折射瞭世界各地國有企業表現欠佳的普遍狀況。其原因是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們十分熟悉的，他們想方設法對付國有部門效率低下、人浮於事和資源配置不當已有幾十年。
在今年7月舉行的五年一度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國傢主席習近平專門提到瞭債務積重難返、需要廉價政府信貸茍延殘喘的“僵屍”國企。
在本月晚些時候舉行中共十九大之後，提高國企部門效率的整體努力很可能是政策焦點。
根據MSCI明晟的一份報告，“國傢戰略利益與少數股股東利益不相符的可能性，仍然是重大治理風險”。在政府持有的股權占壓倒性多數、在董事薪酬以及公司利潤目標由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SASAC）等國傢機構設定的情況下，國企為瞭取悅政府（而不是產生回報）而進行投資的風險加劇。國資委擁有102傢中國最大國企。
在MSCI中國指數包含的90傢國有企業中，66.2%的國有股權占公司股本的一半以上，使國傢利益在董事會決策中具有壓倒性的影響力。隻有14.6%國企的國有股權不到30%。國有企業向少數股股東派發股息的能力，也受到它們被要求向國傢上繳的利潤比例的影響。2014年，財政部提高瞭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比例，120傢國企的利潤上繳比例提高瞭5個百分點。MSCI研究顯示，最大的上繳者是中國煙草總公司，它必須上繳25%的利潤，其次是石化和電信巨擘等14傢公司，它們必須上繳20%的利潤；包括鐵路運營商在內的另外70傢公司需要上繳15%。剩餘的30傢公司隻需上繳10%的利潤。
但是，盡管國企表現不佳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歸因於治理缺陷，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非國有企業的明顯治理缺陷今年以來對股價產生瞭任何影響。實際上，根據MSCI的研究報告，MSCI中國指數幾隻表現最佳的成分股，包括阿裡巴巴和百度，都存在重大的治理問題。例如，今年世界上最受追捧的股票之一阿裡巴巴，在MSCI滿分為10分的治理評分中得到最低的可能分數：零分。這部分是因為阿裡巴巴和MSCI中國指數的另外15隻成分股保持所謂的可變權益實體（VIE）所有權結構，往往對少數股股東不利。VIE制度的關鍵特征是少數股股東不直接擁有中國運營公司的資產，而是通過復雜的合同安排擁有權益。此外，數個VIE采用雙層股權結構，賦予持股者優先投票權，使他們在減少資本投資的同時，保持對公司的控制。
在開曼群島註冊的公司還經常使用“豁免公司”條款，使它們不必舉行年度股東大會（AGM），並對召集特別股東大會（EGM）設定極高的門檻，使得隻要董事會反對，就幾乎不可能舉行特別股東大會。例如，就百度而言，召集特別股東大會的門檻為投票權的50%，但少數股股東的投票權總共隻有30.8%。對於京東，召集特別股東大會的門檻為33%，而少數股股東的投票權總共隻有20%。至於阿裡巴巴，根據MSCI的報告，約75%的少數股股東必須一致表態，才能召集特別股東大會，這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就目前而言，投資者似乎對這類治理缺陷並不在意，因為MSCI中國指數的科技股行情大漲，推動因素是中國電商企業同時顛覆幾個行業的潛力。但MSCI的佈雷特表示，未來這類缺陷可能再次開始讓投資者發愁。
（綜合消息）
國際
經濟
理查德· 塞勒獲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瑞典皇傢科學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10月9日宣佈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評獎結果。“輕推”經濟學背後的人物理查德· 塞勒（Richard Thaler）被授予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因為他將心理學的洞察力融入經濟理論和政策制定。塞勒教授成為第79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將獲得900萬瑞典克朗（合110萬美元）的獎金。在這一獎項宣佈後，愛打高爾夫的塞勒教授表示，他將“盡量非理性地”花掉這筆獎金。
諾貝爾評獎委員會表示，把今年的獎項——正式名稱是“紀念阿爾弗雷德· 諾貝爾瑞典銀行經濟學獎”（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授予塞勒教授是為瞭表彰他“對行為經濟學作出的貢獻”。
這名美國經濟學傢與人合著瞭全球暢銷書《輕推》（Nudge），其中探討的課題包括如何給予人們激勵才能讓他們作出更為理性的決策。他目前是芝加哥大學行為科學與經濟學教授。
傳統上，經濟學傢們假設個人的行為是理性的，根據自己可以輕易獲得的所有信息做出決策。但塞勒教授的研究融入瞭來自心理學的洞見，以幫助解釋為什麼人們的行為方式不完全理性，例如難以為退休後的人生階段儲蓄，以及認為自己已經擁有的物品或金錢（而不是自己可能購買或贏得的東西）具有更高價值。他與哈佛大學教授凱斯· 桑斯坦合著的《輕推》總結瞭來自他的研究工作的深刻見解。桑斯坦教授在Twitter上表示，把經濟學獎授予塞勒教授是“諾貝爾獎作出的無限理性的選擇”。
評獎委員會表示，塞勒教授的工作啟發瞭其他許多研究人員，並且徹底轉變瞭他的研究所催生的行為經濟學領域，使其從“一個邊緣和有爭議的”領域變成一個“主流領域”。
塞勒教授得出的結論近年影響瞭經濟政策的形成。他曾擔任奧巴馬總統的顧問，也曾向英國政府的顧問團隊提供咨詢，將行為經濟學的理念納入政策設計。塞勒教授還曾就改進養老金制度的設計向瑞典政府提供建議。
塞勒教授最知名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指出瞭“心理會計”現象，也就是說，如果一筆錢被標記為某個特定目的，人們會以不同的方式花掉它。這種觀點意味著，政策制定者可以通過發放貼上特定目的標簽的補貼，來勸說人們把錢花在特定項目上，即使實際上對於人們如何花錢並無限制。例如，英國的研究表明，養老金領取者在獲得一筆被稱為“冬季燃料支出”的款項後，會更加舍得加大居所供暖支出，即便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自由支配這筆錢。
（綜合信息）
“信息時代”的信息不對稱
經濟學傢斯蒂格利茨認為，如果政府放任不管，技術專傢們宣揚的那種信息范式很可能帶來市場扭曲。
數字經濟的支持者長期辯稱，促進繁榮的最佳途徑是加快社會向信息時代轉型。我們提供、分享、訪問和處理的數據越多，對我們所有人就越好。按照這種理論，我們在知情基礎上作出的市場決定，將帶來更激烈的競爭和更多的消費者賦權。
但我們不應忘卻信息就是力量的箴言。還不應忘記的一個事實是：信息與知識並非一回事。在推動信息經濟的過程中，急於確立市場支配地位的技術專傢和企業傢，或許忽略瞭過去50多年對信息經濟學的研究。結果將對我們所有人集體不利。讓這種情況特別令人擔憂的是，根據如今已站穩腳跟的一套理論，更多的信息不一定會產生更多競爭或社會福利。
借助對信息經濟學數十年的研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最新發表的一篇論文中稱，技術專傢宣揚的那種信息范式——如果政府放任不管——可能帶來某種市場扭曲，從長遠看將會制約福利創造和創新。
他的主張最根本的是這樣一個理解：完美的信息本身是無法實現的。的確，或許隻有在一個徹底消除隱私的社會，或者在一個所有人都分享單一、集體的意識的社會——就像《星際迷航》（Star Trek）中的博格人（Borg）——完美的信息才有可能。然而，“完美競爭”這個理想狀態隻能在一個完美信息已經存在的世界才能實現。正如斯蒂格利茨等人的研究所表明的，這樣的狀態天生就容易崩潰。為瞭牟利而、扣住數據的動機（連同不願意在無利可圖的數據檢索上繼續支出的因素）變得太強烈。信息不對稱總會重新確立自己的存在。
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述，這一現象在金融市場中體現得最充分，金融市場以追求創新而聞名，理由是提高效率。在現實中，增加的復雜性往往強化信息不對稱，進而帶來利潤。他說：“許多金融交易的設計宗旨似乎就是增加復雜性以及相關聯的市場力量，而非解決社會問題。”
日用消費品行業也展示瞭這些不利影響。消費者或許會認為，借助評價、評級和證言，他們獲得產品和服務信息的渠道從未如此暢通。但是，缺乏時間對這些信息的可靠性進行研究、評估或驗證意味著，消費者可能實際上並未獲得力量。
消費者越是依靠第三方代表他們過濾、分類或分級這些信息——我們信任他們以便節省自己的時間——信息不對稱呈現的規模就越大。信息經濟學決定瞭，此類第三方——最明顯的例子是谷歌和Facebook——隻有在他們可以利用產生的信息優勢獲利的情況下，才有動機幫助我們梳理各個選項。這可能意味著利用這一信息優勢來對付他們自己的客戶，試圖從每個人的盈餘中為自己掘取更多。
此類第三方當前的主導地位尤其有害的，不僅是他們傾向於建立網絡壟斷，還在於他們對雄心勃勃的對手帶來的競爭性顛覆的獨特抵制。斯蒂格利茨認為，他們得益於訪問海量數據的特權，這種訪問特權是不容易復制的。
唯一的糾正措施是，在數據帶給個人的回報遠超對社會的回報時，依靠政府進行幹預。這意味著需要更多（而非更少）類似歐盟反壟斷機構出臺的那類監管幹預措施。
（FT中文網，2017.10.9）
不能簡單看待印度的不平等問題
法國經濟學傢托馬斯· 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其暢銷書《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辯稱，資本主義經濟有著孵化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和財富分配的自然傾向。現在皮凱蒂與盧卡斯· 錢斯爾（Lucas Chancel）一起撰寫瞭一篇新的論文，題目是《1922-2014年印度的收入不平等現象：從英國統治到富豪統治？》（Indian Income Inequality，1922-2014: From British Raj to Billionaire Raj?）。
根據復雜的個人所得稅、國民賬戶和傢庭調查數據，皮凱蒂和錢斯爾得出結論稱，2014年印度前1%高收入人群獲得瞭22%的國民收入，是1922年開征個人所得稅以來最大的份額。這個人群的收入份額在1951年到1980年間大幅下降，隨後在1980年到2014年間再次上升，尤其是在1991年經濟自由化啟動之後。
加圖研究所研究員斯瓦米納森· 艾亞爾在英國《金融時報》指出，他們的論證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統計問題，另一個是他們未能區分不同種類的不平等。除瞭此類問題以外，該文還暗示稱，從分配的角度說，印度的社會主義計劃時代是公平的，隨後的“親商業的市場去監管化政策”時代是不公平的。這充其量說對瞭一半。
兩位作者承認，他們混合瞭調查、稅收和國民賬戶的數據“充斥著方法和概念上的困難”。因此他們試圖用一系列替代假設來佐證。然而，“垃圾進、垃圾出”（rubbish in，rubbish out）的問題適用於所有此類模型。
1922年，逾40%的印度地區被500多位王公而非英國人統治著。這些王公和他們的貴族非常富有，但不用繳納英國稅收。那個時代的不平等程度當然遠比現在嚴重。
皮凱蒂和錢斯爾使用稅收數據來評估收入是有問題的。稅收當局將資本收益視為收入。但資本收益不構成增值，因此不算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之內。因此，他們計算的收入與GDP比率不應包括資本收益。
兩位作者表示，在高稅收和國有化時代以及進入上世紀80年代不平等程度大幅減輕。普通印度人受益瞭嗎？他們並沒有受益。在1947年獨立以後的30年裡，貧困率依然基本上沒有變化，而人口幾乎增長瞭一倍。因此窮人絕對數量在這個期間幾乎增長瞭一倍。
相比之下，盡管在本世紀蓬勃發展的頭十年不平等程度當然有所上升，但1.38億人在2004年到2012年間脫貧，這是印度歷史上的最高紀錄。不平等的自由化做到瞭主張平等的社會主義都做不到的事情。
人們不應感到意外。快速增長提供瞭機遇，這可能比社會主義平等更重要。《2010年至2011年經濟調查》（Economic Survey 2010-11）提供瞭印度各邦的消費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基尼系數是一種衡量平等狀況的指標，0是完全平等，1是完全不平等。在每個邦，城市的基尼系數都遠高於鄉村的基尼系數。然而，所有的移民都是從相對平等的村莊來到不平等的城市的。人們用腳投票，支持機遇而非平等。比哈爾邦和阿薩姆邦的鄉村基尼系數為0.17，是最低的，但這兩個邦是令人失望和經濟停滯的泥沼，並非是人人平等的天堂。比哈爾邦有數百萬人去瞭更富裕但也更為不平等的邦工作。
第二高的鄉村基尼系數（0.29）出自喀拉拉邦。這是印度社會發展程度最為先進的邦，擁有最低的嬰兒死亡率和文盲率。它還有最高的薪資水平和最佳的學生與教師比率。喀拉拉邦因全球化受益匪淺——該邦前往海灣地區打工的人數在印度各邦中是最多的，它從這些工人的匯款中受益。這導致瞭不平等，但其生活水平遠高於更為平等的比哈爾邦和阿薩姆邦。
曾被稱為“賤民”的達利特（Dalit）處於印度種姓體系的底層。經濟自由化創造瞭新的商業機遇，產生瞭3000個達利特百萬富翁。在皮凱蒂和錢斯爾的數據當中，這會被證明為導致瞭不平等。但這是某種應該贊揚的不平等。印度需要更多的社會流動性和白手起傢的故事。
如果不考慮皮凱蒂和錢斯爾的分析在技術上的瑕疵，自由化確實加劇瞭不平等。但以下情況同樣是事實，隨著1991年以後自由化勢頭加劇，企業能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擁有技能和能夠進入全球市場的人受益巨大，而農村地區缺乏技能或門路的人落在瞭後面。
這種機遇上的巨大不平等，皮凱蒂和錢斯爾並沒有探討。向富人課以重稅不是辦法——我們從社會主義時代就知道這一點。印度需要在靜電油煙處理機租賃每個村莊建設像樣的學校、衛生中心、道路、電力供應和互聯網連接。它需要廉潔、負責和有能力的政府職員。經濟自由化取得瞭很大成就，但現在應該由優質的公共產品來補充。
（FT中文網，2017.10.9）
生產率增長低迷拖慢全球復蘇步伐
佈魯金斯學會和《金融時報》聯合編制的一項追蹤指標的最新讀數證實瞭全球增長周期的勢頭，並表明今年餘下時間和2018年的經濟前景仍然保持良好。該指數覆蓋所有重要的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包括實體經濟、信心和金融狀況等方面的指標目前都處於或接近於5年高點。
但鑒於全球增長率仍遠低於10年前尚未爆發金融危機時的水平，這些結果印證瞭人們的擔憂，即各國需要開展進一步的經濟改革，以維持經濟增速並防范下一輪衰退。
最近幾周，經合組織（OECD）督促各國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在經歷瞭10年的經濟困境後，要巧妙地利用經濟復蘇創造的“機會窗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督促他們不要“白白浪費”這一輪還算強勁的復蘇。
康奈爾大學經濟學教授、佈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埃斯瓦爾· 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表示，盡管此輪復蘇范圍廣泛且相當強勁，但“政策制定者似乎不願進行更廣泛、更堅定的改革，而這些改革對於促進經濟更快速增長可能是必要的”。他稱，從金融危機中復蘇的步伐仍然受到“生產率和投資增長低迷”的阻礙。
最新指標顯示，近期大型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長都已明顯提速。中國和印度似乎已挺過艱難時期。
佈魯金斯學會/英國《金融時報》“全球經濟復蘇追蹤指標”（Tracking Indexes for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簡稱：TIGER），把全球經濟和各國的實體經濟活動、金融市場和投資者信心等多項指標與各自的歷史平均水平分別進行比較。數據表明，最近幾個月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金融狀況和信心都有所改善。
TIGER綜合指數目前正處於自2012年以來的最高水平，這表明總體來看世界各地的經濟數據都顯著強於過去5年內任意時間的水平。發達經濟體的投資者信心格外強勁。在去年底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後，美國投資者信心回升，同時，在經濟復蘇的歐元區，投資者信心今年也有所提高。
大宗商品出口國（已經從自2014年開始的油價暴跌的沖擊中恢復瞭大半）的明顯復蘇，使得新興經濟體指數中的實體經濟指標有所提高，朝著近年高點靠近。股市繁榮，也有助於金融狀況繼續支持全球經濟增長。
盡管2017年經濟可能較2016年顯著改善，但有些人擔心全球經濟擴張仍然不夠強勁，無法使很多國傢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並緩解過去10年的財政壓力。“生產率增長疲弱，加上投資增長低迷，對於經濟加快增長、乃至維持當前的低增長都不是好兆頭，”普拉薩德教授表示。
“政策制定者應該利用目前獲得的喘息空間來加強經濟和政策框架的適應能力，以準備好應對下一輪不可避免的衰退。否則，下一次還會是老樣子。”
（FT中文網，2017.10.9）
中國
經濟
外媒：中國不太可能倚重民間資本來重振國有企業
中國振興國有企業的最新努力將在今年加快速度，銀行業人士與投資者預計，在中共10月份召開十九大之後，可能會有更多的資產分拆與出售活動。但熟悉中國相關計劃的消息人士指出，民間資本可能在其中隻會發揮有限的作用，盡管當局一直宣稱其是改革國有企業的關鍵角色。
消息人士稱，中國政府可能依靠中國人壽(601628,股吧)和中國中信集團等資金雄厚的國有企業來救助那些陷入困境的大型國企。他們提到，中國人壽上月參與瞭中國聯通(600050,股吧)的120億美元籌資。
民間資本的參與程度有限，會令人質疑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度。中國希望加快這項改革以實現較快的經濟增長目標，以及應對企業債務負擔。
“當前模式允許贏傢，即那些做得更好的公司，可以部分擁有那些做得較差的公司，”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的亞太首席分析師Alicia Garcia-Herrero說道，“換言之，這是在大的范圍內對國企獲利與虧損情況的整頓。”
據熟悉情況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國人壽正與中國三峽新能源有限公司進行磋商。他們認為，這對於其他等待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業是個重要的例證。改革將允準民間資本註入國有企業，等待的公司包括中國南方電網、中國船舶(600150,股吧)工業集團和中國核建集團等。中國人壽和中信集團尚未回覆置評請求。中國國有企業控制著從銀行到保險、能源與電信等關鍵產業。在國內外投資時，國企對於民間競爭對手也占據一些優勢，部分歸因於國企更容易獲得融資支持。但國企的收益低於民企，並且在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的壞賬中占據瞭最大比例。
聯通融資案激發瞭對於國企混改的憧憬。聯通在8月發佈混改方案，涉及14個投資者，當中包括科技巨頭阿裡巴巴和騰訊，方案受到瞭市場歡迎。但由於北京方面對現金需求和管控需求進行瞭平衡，中國人壽最終持有聯通10.6%股份，幾乎占到聯通增發總規模的三分之一。包括中國人壽在內的新投資者，在聯通15個董事席位中獲得三席。“這些企業的所有制應在控股和治理方面都進行真正的多元化，這樣國企改革才能真正騰飛，”同發改委及私企有合作的一位北京的律師稱。“這將很難實現：對私企投資大多數國企沒有激勵，”這位律師稱。“因此，基本上會是這種情況，即用一傢國企的現金餘額來努力復蘇另一傢國企。”
民間資本料仍將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為瞭應對今年外商直接投資遲滯，甚至可能出現下滑，中國8月份表示，將對國際投資者更加開放，這是其向外資開放的最新聲明。這其中包括銀行、保險和證券等領域，這些領域對外資投資設限，而那些試圖打進中國市場的海外企業對這一點抱怨已久。銀行業者則預期十九大後將會有一波國營企業改革浪潮，而且不隻是企業結盟而已。部分人士表示，可能會擴大至一些小規模的對多餘或低估值資產的出售，這些資產對民間投資人來說或許更具吸引力，但前提是他們能取得控制權。摩根士丹利亞太區聯席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首席執行官孫瑋在9月舉行的一場會議上表示，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將是很重要的轉折點”。她指的是在這之後可能會出現的資產出售或分拆。“所有這些將為投資人創造機會。”
目前競技場有利於像中國人壽這類企業。據知情人士稱，其下一個可能的投資目標--中國三峽新能源有限公司，計劃從新投資者那裡融資約15億美元。一位瞭解情況進展的人士稱，中國三峽的其他潛在投資者也是國傢支持企業，民間投資者對該公司興趣不大。中國人壽董事長楊明生8月在財報記者會上稱，我們將積極參與下一輪混改。盡管一些混改候選企業對民間資金沒什麼吸引力，但一些民間參與者在考慮他們在中國改革進程中的角色時，考慮的不僅是回報。一位參與瞭中國聯通融資舉措的民間投資者稱，“在中國，你不能老是想著如何賺錢。你還需要參與改革，以顯示你對政府政策的支持。”
（Reuters，2017.9.25）
香港要成為大陸的“超級聯系人”
林鄭月娥10月9日出席“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響應一帶一路倡議：機遇與挑戰”午餐會並演講時表示，香港土地不足，市場空間有限，加入大灣區能為香港經濟帶來增長潛力。
她指出，大灣區規劃相信會在今年年底前公佈，將會成為非常重要的經濟橋頭堡，在“一帶一路”國傢戰略中扮演門戶角色，為外資進入大陸及中國企業“走出去”發揮作用。
她特別提到，香港是大灣區11個城市中最為國際化的城市，可以擔任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創新科技樞紐。她認為，目前廣州和深圳正積極發展創新科技業，佛山、中山及其他城市則專註於先進制造業發展。如果香港不欲被拋離，應跟其他城市合作。
她指出，她上任至今，經過三個月的學習，更瞭解到創新科技未來能帶動香港經濟發展、改善市民生活，為年輕人提供創業機會，因此創新科技將成本屆特區政府施政的優先范疇。
她續指，目前香港居民要前往大陸以至大灣區發展，或許會遇到不少障礙，如教育、社會福利、交通等問題，但她引述中國國傢主席習近平的話表示，中央政府將推出更多便利措施，高鐵香港段也讓港人能在50分鐘內由香港抵達廣州，港珠澳大橋可減少機場到珠海的交通時間至45分鐘，加上未來香港東部將油煙處理機租賃有蓮塘口岸落成，香港未來跟大陸的聯結將進一步增加。
港府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也指出，雖然香港和廣東省自2004年起已合作設立創新及科技基金，但他期望雙方未來有更高層次的合作。他個人估計，香港除瞭可成為大灣區創新及科技樞紐，未來會跟深圳和廣州一樣，被國傢視為大灣區的創科重點城市。
粵港澳大灣區計劃獲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早前被納入國傢長遠發展大計後，不少香港企業均有意發掘大灣區新型區域經貿合作機遇。
國際會計師行普華永道10月4日就此提出一系列建議，包括：在大灣區內全職工作的香港居民，在大陸僅征收不高於15%的大陸個人所得稅；對受雇於香港企業而經常需要在大灣區出差工作的香港居民，建議可對其在大陸僅征收不高於15%的大陸個人所得稅，或就出差的全額收入僅在香港繳納香港薪俸稅，不需在大陸征稅。羅兵咸永道還就發展香港創新科技提出瞭一系列建議，包括引入研發費用加計扣除，以及對個別行業如軟件類、醫藥、研發中心、信息服務等，在一定期間內免收及減收香港利得稅，並給予獎勵補貼。此外，羅兵咸永道還建議，改進香港利得稅政策，仿效新加坡及大陸的做法，提供一些特定優惠政策，吸引外資和大陸企業來香港設立地區總部，延攬及培訓人才在大灣區內發展。羅兵咸永道稅務合夥人王曉彥指出，透過體制改革，或推出一些措施提供誘因，把港澳及外商的資金和人才吸引到大灣區其他城市，這將會大力促進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有望於2030年前後成為全球最大的灣區經濟。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社科院經濟所
（責任編輯：何一華 HN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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